一 

为正义而抗争的年代结束了，人类迎来了醉生梦死的消费时代。面对这样的局面，英国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有种道不出的辛酸。在其2007年出版的作品《理论之后》中，他对当世的愤懑与不平跃然纸上。在这个年代，年轻人不再关心政治，革命的激情早已退去，他们热衷于性，热衷于电影电视、时尚、广告和传媒。曾经重要的不再那么重要，政治斗争一去不返。“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校园里的政治冲突大部分和词汇而不是和红色根据地有关”。火热的斗争岁月业已成为遥远的乡愁。

所谓“知识分子的背叛”其实是个源远流长的话题，老伊的无奈犹如当年班达的失望，随着德雷福斯时代的知识分子神话的破灭，作为批判的写作似乎也在走向终结。然而现实的吊诡却告诉人们：批判性写作本身也在遭遇困境，知识分子虽然正在放弃批判，但批判作为一种姿态却泛滥于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叙事之中。这种批判不为正义也不为自由，只为抬杠游戏和好玩，只为发泄莫名情绪或追逐时尚，批判成为了一种能放在文化市场上叫卖的好商品。艰苦卓绝的政治实践蜕变为华而不实的反抗姿态，抗争者的危险降格为投机者的媚俗。这是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今天所遇到的尴尬。不得不承认消费时代的强大力量，它能将所有一切吞噬，即便是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本身，也能被化为消费主义的同盟军。 

风靡全球的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可谓当代批判性知识话语的典型代表。自9.11世贸双塔倒塌以来，反美主义犹如一个幽灵，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出没。Pew Reasearch Center调查报告显示：“反美主义，当前比现代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来得更广、更深。最强烈的是在穆斯林世界，但它（反美主义）遍布全球，从欧洲到亚洲，从南美到非洲。”反美主义形式多样，内涵复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习惯于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美国：比如认为美联储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检讨与批判二战时期美国在日本投原子弹，把中东与拉美的贫困归咎于美国，这个国家同时也是温室效应等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正如法国记者贝尔纳-亨利•莱维在《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所写的那样： 

“当战争正在摧毁达尔富尔，当在朝鲜和尼日尔，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饥饿中死去的时候，当新塔利班成员羞辱阿富汗村庄里的妇女的时候，当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把活烧妇女叫做荣誉犯罪的时候，当最贫穷的国家中那些无能的、腐败的领导人把百姓敲骨吸髓，放在自己平庸利益的祭坛上牺牲的时候，这些偏执狂在这些问题前束手无策，他们只会像失控的机器人一样重复：都怪美国！都怪美国！” 

反对美国，并非什么新鲜事。任何国家都会有人反对，任何文化也都会遭遇批评。然而让人困惑的是，反对美国如何成为了这样一种时尚，遍及普通民众、恐怖分子、国家政要和知识阶层。在此问题上知识分子的煽风点火不容小觑，当代出版的各类文化理论著作中，貌似客观公正的背后却流溢着偏见式的反美情绪，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欧洲“七君子”宣言中，当代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也得到了最典型的释放 。反美有种种形态与动因，本文不做面面俱到的分析，而只把关注点聚焦于知识阶层（尤其是文学意义上）身上的某种极端且不负责任的反美主义，因为它只能造成思想上的平庸和立场上的媚俗，而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这种思潮的危害是不言自明的。 

二 

美国立国二百多年，反美的历史也差不多逾越百年。前有上世纪流亡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美国是世界上最陈腐的国家”），后有当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美国是无赖国家中的无赖国家”）。在所有知识阶层中，文人对美国的厌恶似乎与生俱来。文学史上的反美，大略有两个维度：其一是以反现代性为主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兹比》，该小说以“废墟”作为象征，批判了繁华而又空虚的现代社会制度与物质生活。它扼杀人类想象，抽空生存意义，把人的生存降格为物质，使他们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的地步。其二是以反殖民为目的，这以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文静的美国人》为典型。这部小说以越南抗法战争为背景，通过一个年轻美国青年在越南的经历揭示了新老殖民主义的邪恶。小说一定程度上预言了美国作为新殖民主义形象的诞生，而这一形象也由于美国在之后的朝鲜、越南、南斯拉夫、阿富汗以及伊拉克发动战争而得到强化。时至今日，在全世界的各种媒体舆论中，无不充斥着美国的霸权主义形象。因此，当美国化身为两大罪恶（物质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代表之时，反美文学便获得了它的道德制高点与政治合法性。 

然而，文学不惧反美，却怕媚俗。当代的文化实践和文学叙事显示，反美文学已出现蜕变，这跟一种全新的反美主义兴起有关。它已不单单是作家的一种抵抗姿态，倒更可能沦为一种讨好公众舆论的表演。这同时也是现代性以来社会发展状况和哲学思想给文学提出的一个棘手的难题。文学被赋予了越来越多政治抵抗的内涵，而这并非文学赖以自持的核心价值。这让不少作家陷入两难境地：抵抗重要还是建设重要，良知重要还是真相重要？在真相迷离的情形中，作家如何表达良知？而在以抵抗为宿命的精神氛围中，坚持常识是否可能。 

时下有本名为《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的小说，作者莫欣•哈米德，巴基斯坦人。小说2007年出版，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巴基斯坦青年追寻美国梦并最终破灭的故事。年轻的故事主人公昌盖兹留学美国，并凭借出色的才能得到了一份薪酬颇高且令无数人眼红的工作。在挣着一份优厚的美国薪水的同时，他还迷恋着一个美国女人艾丽卡。 “9.11”事件后的一切都发生改变。他周围世界的崩溃与他个人即将毁灭的美国梦似乎存在着一种联系，他与艾丽卡之间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缝，他得不到艾丽卡的爱，他只能充当她过世丈夫的替身，与此同时，他也对自己在美国取得的成功产生了种种罪恶感与幻灭感，小说最终以昌盖兹辞去工作和艾丽卡的精神分裂直到失踪结局。 

据介绍，该作品“以其对九一一事件、印巴地缘政治和东西方文化冲突等重大主题的深刻思考在西方引起了相当的重视，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广受欢迎，还在2007年英国著名的曼布克奖评选中进入了最后的决选名单”。幸好曼布克奖不是布克奖，《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最终凭借了反美立场而非艺术价值，赢得了舆论的赞赏。小说反美的用意十分明显：主人公就职的公司恩德伍德•山姆森（Underwood Samson）的缩写即美国（U.S)，而艾丽卡（Erica）显然指的是美国（America），主人公与艾丽卡感情上的沟通障碍，似乎预示着“美国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虚怀若谷式的全盘接受，它也有着自己所坚守的核心的模板”；而艾丽卡的精神分裂的寓意则是指“九一一事件后美国过度沉浸到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中，拒绝了与其他文化的理性沟通……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此外，故事主人公还将家乡巴基斯坦发生的灾难归咎于美国。 

似乎没有必要对这样一部没有多少艺术特色的小说做过多的讨论，然而它在当前广受欢迎的现实却不得不令人深思。从根本上讲，这部小说正是凭着反美姿态和多元文化的题材，得到了某些批评家的吹捧和民众的善意理解。但其展示的反美主义多少暴露出当代文化人在精神上的肤浅。小说里没有任何具体的细节与线索将美国与巴基斯坦，以及主人公个人的空虚联系起来，毫无道理的批评并没有真正丰满作品的政治深度；更为可笑的是，“美国梦”从来就不是进军华尔街，成为一名跨国企业的高级主管，究竟是美国梦误导了主人公，还是主人公误会了美国？为反对而反对，也就谈不上反对。我们有理由追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浮躁的反美主义，文学家本该对宏大叙事最具免疫力，却为何也同样染上这类幼稚病？ 

三 

在当代西方众多的反美知识分子中，库切与苏珊•桑塔格无疑声名显赫，二人对美国的批判向来不吝笔墨，毫不留情。桑塔格曾专门撰文抨击美国，在她看来，“这是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国家。我唯一祈求的是，美国崩溃的时候，不要把地球上的其他一切都拉下水。”在反美问题上，库切也从来不甘其后。“9.11”发生之后，他对美国的抨击变本加厉，斥其“不仅原来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死灰复燃”，而且还加上“在全球范围内对电话和电子媒介的监控”，并“已经把报复心理提升到恶魔似的程度”。 

然而这两位如此彻底的反美知识分子，却在新近的作品中展示自己对反美一事的困惑。《凶年纪事》是库切2007年出版的新作，这部形式诡异的作品除了再次展示非凡的文学创造力与思想洞察力之外，作者的怀疑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多少带有自传体的性质，是库切在晚年一次严肃的自我审视。小说以一个老作家和年轻女子安雅之间的交往经历为主线，同时以分栏的形式展示了老作家为出版社撰写的《危言》与《随扎》，这些文字也成为了老作家与安雅之间精神交流的一部分。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库切少了平日里的尖刻与好斗，反倒流露出老年人特有的“老无所依”之感。面对安雅所代表的新时代，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 

在小说的叙述中，年轻的安雅常常觉得老作家那些道德上的义愤显得陈旧可笑，在读完他的有关大量政论的《危言》后，她觉得那里面有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腔调”：“我看不出这是黑暗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不错的时代。……在你写到恐怖主义时，我觉得——坦率地说——你有点走入误区了。有点凭主观想象。有点不切实际。”同时她批评C先生同情恐怖主义的愚蠢观念：“我估计你这辈子都不曾面对面地跟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接触过”。她还好言相劝：“我们已经有太多的言论了，特别是政治。如果你讲个故事，至少人们还会闭上嘴巴听你的。讲故事或是讲笑话”。我们有理由将安雅与老作家之间的交流看作是库切自我的内心焦虑的自然流露。即便是这样一位坚定的反美主义者，他也会对自己提这样几个问题：一、我出于什么批评和反对美国?二、在文学中展示反美立场真的那么重要吗？三、文学到底是讲故事还是讲政治，或者说真正的政治应该怎么谈。 

同样，这种焦虑也在桑塔格的内心潜藏，并在其晚年编订去世之后出版的文集《同时》中得到披露。在耶路撒冷奖获奖的演讲稿（《文学的良心》）中，她也坦承自己被一些事情“缠绕着”：“我被我所珍视的各种权利的冲突和价值的冲突缠绕着。例如——有时候——讲出真相并不会促进正义。再如——有时候——促进正义可能意味着压制颇大部分的真相。”她看到同时代许多作家为了促进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事业，反而成为压制真相的同谋。文学的道德功能就在于“使人懂得多样性的价值”，以及它的“创新性和它那令人激动不安的能力”。因此，在真相与正义之间，她选择真相。 

然而说完这些她又做补充：“当然，我不想选择。”这是她的一句大实话。桑塔格的文学思想其实始终在“真相”与“正义”之间徘徊。在她的文学思想中，文学家始终应该是“专业抬杠者”，就如福楼拜的名言（“一切政治我都反对”）那样，始终是作为异见者与体制的反叛者形象存在，正由于此，我们才能理解她为何如此坚定地捍卫先锋派。但在这个时候，公共知识分子的桑塔格压倒了文学家的桑塔格，她急于表达政治见解，急于推崇具有否定批判色彩的艺术作品。但这样的一种姿态却被她自己后来给否定了。在她看来，以作家的身份表达意见，即便是正确的意见，“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追求复杂性”。在文学的智慧与表达意见之间，她自身的写作实践就证明这两者调和的不可能性。在此，她的诚实令人赞赏。公共知识人的素养使她觉得有责任向公众发言，而文学创作的体验又使她懂得文学的特殊性。在文学中表达政治见解既让她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也让她忧心忡忡，倍感无奈。 

两位坚决的反美知识分子也许意识到了反美主义的问题。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放弃反美立场，但他们在乎他们的反美所诉诸的深度，并不愿意跟当下时髦、投机的反美主义同流合污。与莫欣•哈米德正好相反，两位在文学上的敏感性使他们免于陷入反美主义的泥潭。 

四 

如果要为反美主义在当代的泛滥寻找原因，那么时下的文化理论无疑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些信誓旦旦的反美主义情绪大概有一大半是理论教导的产物。美军的轰炸并不一定激起伊拉克人的愤慨，而让他们愤慨的反倒可能是像《东方学》这样的著作。理论著作的强力在于，它有能力重塑了人们的感情定位与价值取向，这使得原本丰富的情感变得模式化、刻板化和庸俗化。 

在这种反美主义的情感模式里，同情与抵抗成为了一对互补的概念。共同的敌人往往能制造休戚与共的患难朋友。之所以反对压迫者，是因为我们同情受压迫者，之所以反抗强者，那是因为我们同情弱者。通过反对美国，我们同情第三世界，同情全世界受苦的人。这种法农式的政治理念，塑造了一种富有偏见的正义观。它不仅主导了舆论表达，而且还塑造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如媚俗的反美主义），并且，这还进一步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和评论家的批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是媚俗反美文学的典型。它让刻板的反美主义的视角充当了文学的正义之维，其实这一视角会造成对桑塔格所说的“真相”的遮蔽。这种“同情”只是片面的同情，即便是为弱者代言，穷人说话，也未必站在了客观、正义的立场上。这种同情基于想象，人为地制造假想敌与同盟军，唯独忽视的是真相与常识。这样的同情其实并不真实，这样的同情何以可能？ 

桑塔格在《河内之行》一文中给予此问题最好的回答：作为一名反战主义者，桑塔格曾经也一直给予了越南以声援与同情，然而当她亲历越南之后，短短几日的见闻和感受让她发现现实中的越南与她的想象相去甚远，作为一个美国人，她“没有办法将越南交织到自己的意识里”。作为一个异域的作家，她如何理解体察另一个国度的苦痛，作为一个个体，她又如何感受那种以国家、民族、阶级以及种族为代表的群体性的痛？因此她说：“就一个人未直接广泛体验过的问题散播公开意见，是粗俗的”。而在这类同情的反面，便是那种愚蠢而媚俗的抗争。 

当然，自愿接受文化理论的思想改造在根本上还是源于人性的弱点。反美主义在当下的盛行，正是人类逃避理性思考的结果。首先，它是思想上的极端懒惰。反美主义思维本质上是福柯式的“一切都是权力”的具体应用，“一切都是美国”意味着美国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它逃避对具体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也不愿意面对思维上的矛盾与零碎；其次，它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与投机主义。反美主义者不会不了解恐怖主义的险恶与残酷，而当《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的作者劳伦斯•赖特向我们指出不少知识分子的言论丝毫不逊于原教旨主义者的时候，他们难道就没有一丝顾虑和担心吗？实事求是地说，反美主义代表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精神智识上的倒退，在反思理性主义的大环境影响下，竟然连理性本身都要抛弃了。 

“在欧洲，反美主义一直和我们卑劣的本能相吻合，如今，在21世纪初，它正在成为强大的‘最坏东西的吸铁石’，向所有找不到归属的理论，所有从教条主义星系上陨落的小黑星星，所有散落的碎片，所有失去方向、寻找新的磁石的铁屑敞开；反美主义已经成为集权主义超级理论崩溃以来正失去的那块吸铁石，而今天，在欧洲，在阿拉伯世界，在亚洲的所有地区，在拉丁美洲，反美主义这块吸铁石正在重新吸引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对纯粹的渴望、种族优越感、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当然还有原教旨主义。” 

贝尔纳-亨利•莱维所言绝非危言耸听。 

反美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反美主义没有深度，矫情作秀、夸夸其谈。文学的存在方式有利于纠正或充实意见式（媚俗式）的反美主义，它对真实的信仰以及审慎的怀疑主义，都有助于人们把爱恨引向坚实之处，不煽情，不造作，才能通往客观的正义。然而文学的悲剧常常在于，它也会深受后者的戕害。我们不但没有通过文学走向正义，反而往往是通过偏见损害了文学。这种偏见力量之强大，常常超乎想象。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译者将这部小说彻底解读成了一篇反美主义的警世文，声称“中国与巴基斯坦同处于亚洲，又同为第三世界国家，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年轻人前往西方求学或发展。莫欣•哈米德的这本著作为处于相似文化背景的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启示。”而序言作者对库切晚年之作的阅读也掺进了过多自己的情绪，把库切武断地树立为反美斗士之余，却对他的怀疑和困惑不置一词。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主义氛围浓厚的国家，作类似这样的解读似乎也不奇怪。不过，中国民族主义式的反美情绪往往会在西方的反美主义身上找到共鸣，虽然库切式的反美与中国式的反美大相径庭，媚俗的欧洲反美主义跟中国式的反美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语境，但它们能鱼目混珠地合流到一块这样的事实，还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