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论著一样，《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一部偏激之作。由于这是一部文集，那么这就显示了编译者的偏激。我能理解编译者为什么来编译这样一本书，因为他说“后现代不仅意味着‘历史重启’，还意味着‘历史重写’”，但吊诡的是，此书的总体基调却是对这种激进主义的反省，对后现代式主张的反讽。

在这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声讨与批判不绝于耳，此书在此也并未展示多少独到之处。这倒不是说，不能赶时髦似地去批评知识分子，而是说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看了这样的书人们经常会有个疑问：既然这些知识分子那么糟糕，那要知识分子干什么呢？

换一个角度，也许可以把一本不怎么样的书读成一本有价值的书。此书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反省这样一个问题：为批判而批判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为什么知识分子热衷于为批判而批判？

心理动机论虽不是高明的研究方法，但也不是没有一丁点道理。埃里克•霍弗指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旨在吹毛求疵与标新立异，他的虚荣心多过雄心，他最最在乎的是别人对他的认可，最最不能忍受的则是他的主张得不到重视，他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因此，“异化和社会批判之所以存在，问题并不在社会，而在批判家。”，“疏离以及相关的社会批判的主要动因未必来自于社会制度的明确缺陷，它们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批判态度是否易于公开表达，以及是否得到文化的（或亚文化）的奖赏。”（保罗•霍兰德）

在谈到这一批判导致的后果时，埃里克•霍弗写道：“在文人缺位或并无不满的地方，哪怕是既无能又腐败的现行统治也可得以维系，直至它自行崩溃和瓦解。另一方面，如果一种统治未能赢得这一能言善辩的少数人群体的拥护，那么，即使它毫无疑问仍有可取之处和生命力，也会被彻底消灭。”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无疑是该论点的最佳注释。

不过这样的评价是否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量，《理念人》的作者刘易斯•科塞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很难对实质权力形成挑战，“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通常都是以灾难告终。”中国也有古话，书生造反，十年不成。

的确，像乔姆斯基这样的人不可能颠覆整座文明的根基，但在当代，这种在大是大非上搅浑水的文人却是越来越多。后现代打着反神圣的旗号，却造就了一帮“神圣”的知识分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放在当下语境中读《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有它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有实用主义的态度。

但知识分子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批判，没有批判，何来知识分子。问题只是在于，我们需要批判的姿态还是批判的实质，需要空洞的批判还是务实的批判，需要为批判而批判还是为建设而批判，需要青春期的躁动还是理性审慎的抗议?

我不能同意这本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斐迪南•布伦蒂埃的《案发之后》里面的观点，知识分子有权利对社会事件发表看法，即便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在根本上，他所关注的问题与这个领域专家所关注的问题是两个层面的，也并不相互冲突。需要指出的是，在威权体制下，言说付出的代价要比赢得的鲜花更多。如果当年没有左拉们对德雷福斯案件发表看法，正义是很难自行降临的。没有这样的行动，谈论批判知识分子也是件奢侈的事情。